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红山口会议的问题，以及和内洞山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红山口会议的会议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进一步深化，中国传统的足球体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旧的体制并没有立即消失，新体制本身因尚未完善而难以取而代之。随着足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国足球俱乐部体制已经成为中国足球改革进程中带有根本性的东西。
1992年3月，“足球之乡”大连市体委受深圳模式的启发，决定成立“足球特区”。不久大连市政府便报呈国家体委。5月8日，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在报告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发”字。从此，一块足球改革的实验田开始破土动工，一场深刻的竞技体育改革拉开了帷幕。不过，足球的职业化改革的正式开始运作，是从北京红山口会议之后，从协会实体化开始的。
中国足球的会议总结。
中国足球十二年的经典会议做一个总体回顾。
红山口会议
主要议题：中国足球改革，引进外籍教练并提出了职业化足球的概念
1992年6月23日，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红山口的八一体工大队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代表98人及10个重点城市政府领导人共聚一堂，共商足球改革的大计。6月24日下午，国务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出席会议的部分代表并听取了意见，同时发表了对足球改革的看法。李铁映在谈到俱乐部体制时说：“没有一流的俱乐部管理体制，将不会有一流的球队，俱乐部体制由城市去建立，俱乐部则不以城市命名，便于外省市人才的流入，俱乐部对人事、工资、门票等有自**，俱乐部可以由企业去办，但这样不是让俱乐部去搞企业，那样就会暄宾夺主，俱乐部应效仿国外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五大部分资金养活自己。我们必须在思想观念上有大转变，在体制改革上有大动作，不然难有大的进步。我在这里下达任务，就是大胆建立新体制，用10年或更长的时间把中国足球搞上去，我们没有后退的余地，必须改革，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事情。”
本次会议的另一大举措是任命袁伟民为中国足协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兼任足协秘书长。另外，本次会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聘请中国国家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外籍教练施拉普纳，同时在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还在红山口礼堂邀请施拉普纳先生讲课。
棒槌岛会议
主要议题：中国足球的深入改革、深入整顿，提出中国足球的十年发展规划
1993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视察大连体育工作时指出：通过亚运会、七运会和申办奥运会活动，我们的体育事业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解放了思想，对中国人在世界体育中的地位、水平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中国足球的前途在于改革，中国足球一定要搞上去。”10月14日，足球工作会议在棒槌岛宾馆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中国足球要深入改革，深入整顿”，重要议题是“制定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本次会议给很多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在于会议中制订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章程”、“中国足协竞赛管理规定”、“中国足球职业、半职业运动员工作合同”等对第二年的职业联赛有着重大影响的条文，还在于提出了著名的“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1993-2002)，明确指出中国足球队在10年之内要进入奥运会决赛圈前8名，世界杯决赛圈前16名，但现在这一切都成了笑谈。
成都会议
主要议题：第一个球员转会的问题，并制定了详细的球员转会制度
1994年11月，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此前黎兵转会的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而这次会议召开时又时逢中国足球第一年职业联赛结束，中国足协意识到不扫除人才交流的障碍，将会严重限制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于是本次会议中中国足协对大家关心的球员转会制度进行了探讨。最后中国足协出台了详细的球员转会制度，将1995年球员的转会时间定在了1995年1月1日至3月20日和7月1日至8月31日。为了防止在转会中的漫天要价，中国足协还制定了相应的基数，球员的基本身价是当年的收入乘上转会系数。转会系数作出了以下规定：25至28岁的为1；甲A前3名的队员为4，其余以3个名次一组依次递减0.2，至乙级队为3；国家队队员加1，国奥队队员加0.6，国青队队员加0.5，被评为全国最佳运动员和最佳射手加1，入选南北明星队和运动健将级队员均加0.5，这些规定对以后球员转会工作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上海会议
主要议题：甲A是否扩军，并提出足球的法制观念
1995年12月10日，中国足球各阶层的代表、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共计400余人来到上海，参加在这里举行的1995年中国足球工作会议。此前十冠王辽宁队降组，而各界媒体关于扩军问题的呼声极高，一些媒体展开了连篇累椟的讨论：甲A联赛是否应该扩军？因此这次会议主要是围绕“下一年的联赛是否扩军”这一议题展开讨论的。然而虽然各界的呼声极高，最终扩军的想法终究没有实现，原因是扩军的时机还不成熟，这样在1996年的甲A联赛上就没有看到14支甲A队伍。
在这次足球会议上，国务委员李铁映作了关于“足球要有法制观念”的讲话，明确指出在足球改革中加强法制的重要性，这也是在中国足球中头一次提出法制观念，但至今为止，足球与法制的结合也一直是不尽如人意。
广州松园会议
主要议题：限薪，出台春训万米跑政策，狠抓赛风，加强法制
1996年11月24日，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广州北郊的松园宾馆内召开。在会议中，足协首次提出限薪的概念，并出台春训万米跑政策。足协主席袁伟民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的根本性原因是训练上不去，足球改革的重要目标是迅速提高竞技水平，训练上不去，水平便无法提高，足球改革也无法深化。”袁伟民还对狠抓赛风，加强法制的问题作出了指示：“不良的赛风会影响社会治安和风气，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抓好赛风建和赛场秩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各级足协、俱乐部都要把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摆到议事日程上，同时完善监督机制，使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在接受监督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制纪律观念。裁判员要公正执法，严格执法，足协要与新闻宣传部门及各地政府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以创造一个热烈、文明、有序的赛场环境。”这是一次经典性会议，会议上的许多内容至今也有着相当深刻的借鉴意义，只可惜至今很多都没有落实。
大连金州记者招待会
主要议题：总结十强赛，推出“定位论”
由于十强赛，1997年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并没有举行，在11月份的金州，招开了一次记者招待。尽管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记者招待会，但却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在会上，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作了一篇很有名的讲话，在其中提出了后来被许多球迷谩骂的“定位论”，将中国足球队定位于亚洲的二流球队。在这次会议中，中国足协并没有虚心地总结一下十强赛失利的教训，把十强赛失利的责任一推而光，对新闻媒体也是顾左右而言他，而戚务生也并没有承认自己指挥的失误。
青岛会议
主要议题：甲B是否不降级？
再三推延的1998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于1999年3月3日在青岛举行。这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与历届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没有邀请各甲级球队的领队和主教练参加，据称主要是因为本届会议没有训练方面的内容。在本次会议上，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提出了甲B不降级的议案，在这里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但由于反对者众多，此议案最终未获通过。联想到后来暂停升降级成家常便饭，就是首届中超推出的降级制度都成一纸空文，也让人不能不感慨。
红山口会议的会议过程
1992年6月下旬，在北京郊区红山口召开了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这是我国足球改革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与会同志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足球运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进步是很大的。但从体育事业发展总的形势来看，足球运动的发展比较迟缓，大家很不满意。伍绍祖、袁伟民同志在会议的发言中，详细阐述了我国足球运动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了要把足球改革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提出了足球改革的方向和必须注意的问题；对中国足球协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会议讨论了中国足球工作报告及中国足协与地方足协实体化方案等问题。在足球究竟应否和能否实行职业化等问题上，与会代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委员李铁映同志接见了部分代表，并到会对足球改革作了重要讲话。李铁映的讲话精神主要包括：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
李铁映同志的讲话打破了会议原定步调，使这次会议得以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体育运动的一些项目已逐步专业化、职业化了，成为一个产业部门。因此，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必须按照这一发展规律办事。会议认为，进一步加快完善中国足协实体化和地方足协逐步向实体化过渡，是足球体制的重大改革，是全面实施足球俱乐部体制的重要步骤。会议确定了以足协实体化和组建职业足球俱乐部为中心的足球改革构想。
经过与会同志民主协商，后经国家体委批准，确定了以袁伟民为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主席的中国足球协会领导班子。
红山口会议和内洞山会议的重要历史意义的问题分享结束啦，以上的文章解决了您的问题吗？欢迎您下次再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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