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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施威茨尔的创业宣言的原文是什么
《创业宣言》——阿尔贝特-施威茨尔
我怎会甘于庸碌，
打破常规的束缚是我神圣的权利，
只要我能做到，
赐予我机会和挑战吧。
安稳与舒适并不使我心驰神往。
不愿做个循规蹈矩的人，
不愿唯唯诺诺麻木不仁。
我渴望遭遇惊涛骇浪，
去实现我的梦想，
历经千难万险，
哪怕折戟沉沙，
也要为争取成功的欢乐而冲浪。
一点小钱，
怎能买动我高贵的意志。
面对生活的挑战，
我将大步向前，
安逸的生活怎值得留恋，
乌托邦似的宁静只能使我昏昏欲睡。
我更向往成功，
向往振奋和激动。
舒适的生活，
怎能让我出卖自由，
怜悯的施舍更买不走人的尊严。
我已学会，独立思考，自由地行动，
面对这个世界，
我要大声宣布，
这，
是我的杰作。
"非洲圣人"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是二十世纪人道精神划时代伟人、一位著名学者以及人道主义者。具备哲学、医学、神学、音乐四种不同领域的才华，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通才、成就卓越的世纪伟人。1913年他来到非洲加蓬，建立了丛林诊所，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直到去世。阿尔贝特·施韦泽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阿尔贝特·凯塞林的空中悍将
在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兰战役中，凯塞林的第1航空队负责支援由费多尔·冯·博克大将所指挥的北方集团军群。虽然凯塞林并非博克的部下，但他与其密切合作，并在许多方面听从博克的命令，以适应地面战争的需要。凯塞林对地面部队尽可能提供密接支援，并集中可用的空中兵力在关键处（如布楚拉战役）发挥空军的灵活性。他也试图借由一系列对波兰首都华沙的轰炸行动来切断波军的交通线，结果却发现即使是重达一吨的炸弹也未必能将桥梁炸毁。
凯塞林于波兰曾被其空军击落过。在整个二战期间，他一共被击落五次。为表扬凯塞林于波兰战事的表现，希特勒亲自为之颁发骑士铁十字勋章。凯塞林的第1航空舰队并未参与即将发起的西方战役准备事务，相反地，该单位仍驻于东线，负责在被占领的波兰建立新的空军基地和空袭防护网。然而，在一架携有德军入侵计划文件的飞机迫降于比利时后（即知名的梅伦赫事件），戈林解除了第2航空舰队司令海姆勒·费尔梅航空兵上将（Hellmuth Felmy）的职务，并任命凯塞林接替该职。后者于隔天（1940年1月13日）飞抵他位于明斯特的新指挥部。费尔梅的参谋长约瑟夫·卡姆胡伯少将（Josef Kammhuber）也被解职，凯塞林任用了自己的参谋长——威廉·史佩尔（Wilhelm Speidel）。
抵达西线后，凯塞林获知第2航空舰队的任务是支援博克的B集团军群。他从费尔梅那里继承了一份复杂的空中入侵计划，上头记述占领“荷兰堡垒”地区的海牙与鹿特丹的桥梁与机场的空降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日程表中有几个小时的行动精确到分钟。伞兵部队由航空兵上将库尔特·斯图登指挥，作战的成败在于是否能与机械化部队快速取得联系。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凯塞林向博克承诺将会尽可能提供充分的密接支援。然而空中与地面作战将同时开始，因此不会有时间去压制负责防守的荷兰空军。
荷兰战役于1940年5月10日开始。虽然最初的空中作战颇为顺利，凯塞林的战斗机与轰炸机部队在对上弱小的荷兰空军时也占了上风，但伞兵部队则在海牙与鹿特丹遭逢激烈的抵抗。1940年5月14日，为了回应斯图登的援助请求，凯塞林下令轰炸鹿特丹市中心，结果引发大火，造成城市多处毁坏。
1940年5月14日，荷兰投降。第2航空舰队继续试着攻下比利时的新机场，同时也不忘为快速前进的陆军部队提供支援。法国战役的进展十分顺利，海因兹·古德里安装甲兵上将于1940年5月13日在色当强渡默兹河。为了支援此突破行动，凯塞林转移了麾下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中将的第8航空军至第3航空舰队；到了5月24日，盟军部队被一分为二，且仅剩下敦刻尔克一海港还在其控制之下，而德军离该地只有15千米远。然而当天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大将下令停止进攻，这在凯塞林看来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德国陆军按兵不动，阻止盟军撤出敦刻尔克的负担即全落到了凯塞林的飞行员肩上，其攻击又因为恶劣的天气和英国皇家空军所扰，最终盟军大部分的兵力成功撤离了敦刻尔克。1940年7月19日，凯塞林越过上将一级而被晋升为元帅，这是对他与其部队的一种特殊奖励。尽管已编入进攻苏联的序列，凯塞林的第2航空舰队仍在西线留到1941年5月。这一方面是为了蒙蔽苏军，另一方面是因为直至6月1日德军预定进攻日时，其位于波兰的机场设施尚不完备。在德军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巴巴罗萨作战”入侵苏联时，这些设施已经部署完毕，于是凯塞林于华沙郊区的拜拉尼（Bielany）建立了他的新指挥部。
第2航空舰队于此作战中的任务是支援由博克所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两人再度延续了以往的密切合作。凯塞林的任务是在支援地面行动的同时，尽快取得空中优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取得制空权。为此，他拥有一支计有1,000架飞机兵力的庞大航空舰队，约占德国空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当德军发动攻击后，苏联空军的大量飞机仍停放于地面上。苏军还执行了错误的战术，如用阵型不全、没有护航的轰炸机迎战维持标准间距的德军机群，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损失。根据凯塞林的报告，在作战开始的头一周时间里，第2航空舰队共在空中与地面击毁了2,500架苏联飞机，然而戈林质疑报告的真确性，命令部下重新检查。随着德军的推进，德国方面已可直接于地面清点被击毁的飞机数量，才发现报告中的估计数量太低。几天后，凯塞林已可以乘坐Fw 189侦察机于前线独自飞行了。
在取得制空权后，第2航空舰队转而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特别是保护持续向前延伸的装甲部队攻击矛头之侧翼，以确保装甲部队能快速推进。当敌军反攻时，凯塞林投入全部兵力予以打击。此时陆军已充分信任空军支援的价值，但也有太过依赖之倾向。凯塞林当时必须说服陆军，让空中支援的力量都集中投入重要地区。凯塞林也试着透过新式战术来提高部队的空中联合作战能力，并任命了马丁·费比格上校（Martin Fiebig）为近距空中支援的特别指挥官。到7月26日，凯塞林报告共摧毁了苏军165辆坦克、2136台车辆和194门火炮。
1941年后期，第2航空舰队支援了德军对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最后进攻，其代号为“台风作战”。事后证明了，空军攻击莫斯科的行动极为冒险。就如先前的英国一样，该市有着良好的全天候机场，德国空军除了要对抗苏联战斗机外，还需应付驻于该地的大量防空炮。莫斯科的秋天多雨、浓雾，对德军的进攻极为不利。德军的轰炸收效甚微，而且人员、物资损失都很惨重。凯塞林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曾几次驾驶飞机突袭莫斯科，探索在恶劣气候下增强轰炸效果的办法。他要求对地面进行攻击的飞行员尽最大努力。 1941年11月，凯塞林受任为南方战区总司令，并连同其第2航空舰队的幕僚们一起转调意大利。后者暂时充当了南方战区指挥部的人员，且直到1943年1月，凯塞林才真的有一支战区指挥部和第2航空舰队分开的幕僚团。在战区总司令的位置上，凯塞林直接向德国最高统帅部负责，并指挥该区所有的陆海空三军部队，但起初这样的安排意义不大，因为绝大多数的德军第一线作战单位都由意大利控制。
凯塞林努力地组织和保护供应北非德义装甲集团军资源的补给船队，于当地建立了稳固的空中优势，并使英军无力出动潜艇与飞机打击轴心军船队的地中海基地——马耳他岛。若缺乏船队携带的物资（特别是油料），轴心军将无法于北非遂行其作战。透过凯塞林的成功管理和应变之计，埃尔温·隆美尔大将在利比亚的德意志非洲军获得的补给量大增。由于军力的提升，隆美尔准备攻击加查拉一带的英军，而凯塞林则策划了“大力士作战”，以意大利第185“闪电”空降师和雷姆克伞兵旅自海上与空中攻击马耳他，希望借此确保轴心国与北非的补给与联络线畅通。
在加查拉战役中，隆美尔将其指挥的部队分成两部：一部由是隆美尔亲自指挥的德意志非洲军的摩托化单位和意大利第20摩托化军，负责迂回到奈尔·李奇中将（Neil Ritchie）的第8集团军之南翼；另一部是路德维克·克吕维尔装甲兵上将（Ludwig Crüwell）指挥的意大利第10与第21军的步兵，负责拖住英国第8集团军的其余部队。这样的指挥安排到了1942年5月29日出现问题——克吕维尔被英军所俘。由于缺乏足够资历的将官，凯塞林临时接掌其部队“克吕维尔集群”的指挥权。在他以Fi-156鹳式连络机飞去开会时，遭到地面上拦截德军交通线的英军开火射击，于是凯塞林呼叫所有可用的斯图卡和攻击机对其发动空袭。他的攻击相当成功，英军损失惨重后被迫撤退。
而后，隆美尔与凯塞林针对前者在比尔·海干姆战役的表现起了冲突，隆美尔最初的步兵突击行动未能占领这个由马里·皮耶尔·孔尼根将军（Marie Pierre Koenig）指挥的自由法国第1旅固守、位处英军加查拉防线南部枢纽的重要区域。隆美尔曾要求过空中支援，但仍无法突破该区的防守，凯塞林认为原因是地面部队和空中攻击协调不佳。但即使如此，比尔·海干姆仍在6月10日被德军占领，更令凯塞林印象深刻的是隆美尔于6月21日成功占领了托布鲁克，为此前者自希腊和克里特岛调来了额外的飞机兵力。由于其在北非的表现，凯塞林于1942年7月18日获授橡叶带剑骑士铁十字勋章。
在托布鲁克的胜利之后，隆美尔在梅尔沙-马特鲁再度获得了胜利，德军后勤能力已到极限，由于美国海军黄蜂号****的支援，马耳他要塞重新恢复了活力，四处拦截打击给非洲军团的补给。沙漠之狐的命运是在马耳他礁石上决定的这一论断终于显性出来了。最终造成第一次阿拉曼战役、阿拉姆哈勒法战役和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一连串的灾难性后果。凯塞林认为，在指挥军级规模的机动部队时，隆美尔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在指挥规模更大的部队时，则显得太过情绪化，且反复无常。隆美尔在非洲战事的最后阶段精神崩溃，并因意气消沉而住院。对凯塞林来说，这即证明了他的看法。
凯塞林曾于1942年9月被短暂地认为可接替威廉·凯特尔为最高统帅部部长，并让弗里德里希·保卢斯接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为其作战部长，可见希特勒对凯塞林十分器重。然而希特勒最终认为，凯塞林和保卢斯在现有岗位上都脱不开身。1942年10月，凯塞林受权指挥该战区除了隆美尔的德义装甲集团军外的所有北非德军部队，属下包括驻于意军最高统帅部（Commando Supremo）、可说一口流利意大利语的联络官艾诺·冯·林泰棱步兵上将（Enno von Rintelen），以及驻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的德军。
1942年11月初，盟军发动“火炬作战”登陆法属北非，凯塞林的部队陷入了危机之中。他命令前非洲军司令、在阿拉姆哈勒法战役受伤治愈后的瓦尔特·内林装甲兵上将前去突尼斯接管新成立的XC军。凯塞林命令内林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然后尽可能地向西推进，以取得可遂行机动战迂回的空间。在之后的凯赛林隘口战役他的部队也成功地重击了盟军，但因为后者的强烈抵抗和轴心军犯下的一连串错误，攻势最终只得告一段落。此时凯塞林试着集中他部队所需物资，而后由西西里运到北非，但因为盟军飞机与潜艇的不断打击，最终收效甚微。盟军于4月的进攻最终取得突破，轴心军在突尼斯的防守全面崩溃，德义两军共275,000人被俘，如此灾难性的损失仅次于斯大林格勒战役。
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
敬畏一切生命是施韦泽生命伦理学的基石。施韦泽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认为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敬畏生命》）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
为什么要敬畏一切生命？施韦泽认为这就是生命之间存在的普遍联系。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人类应该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原始的伦理产生于人类与其前辈和后裔的天然关系。然而，只要人一成为有思想的生命，他的‘亲属’范围就扩大了。”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
施韦泽指出，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任何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力，谁习惯于把随便哪种生命看做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对非人的生命的蔑视最终会导致对人自身的蔑视，世界大战的接连出现就是明证。
敬畏一切生命是美好的理念，但人的存在是现实的，人不可能对一切生命都同等对待，为了人的生存，人常常要消灭一些生命。是否应区分生命的价值序列呢？施韦泽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在生活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种区分尺度完全是主观的。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存在着没有价值的生命，压迫以至完全毁灭某些生命是被允许的。施韦泽提出，依据这种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昆虫和一个原始部落可能都被看作是没有价值的。
然而在非洲，面对铺天盖地的蚂蚁和蚊子，人类出于生存需要必须要消灭一些生命。施韦泽认为，尽管这不可避免，但人必须有“自责”的意识。如果人类认为自己有权力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这种“自责”是对“敬畏一切生命”原则的妥协，同时是一种自觉。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
施韦泽对近代欧洲的世界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欧洲近代思想的根本错误是肯定世界、人生和伦理，但并未真正理解其内在联系，使世界成为生命意志自我分裂的残酷战场：一部分生命只有通过毁灭其他生命才能持续下来。这些思想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形势仍然有启发意义。
施韦泽对东方传统价值观予以崇高的评价。他说：“中国和印度的伦理学原则上确定了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他著有《印度思想家的世界观》一书，至为赞叹印度思想所强调的人的伦理行为不仅与同类有关，而且与所有生命有关的原则。在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一句佛教格言：“决不可以杀死、虐待、辱骂、折磨、迫害有灵魂的东西、生命。”
生物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和谐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地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施韦泽从生命的相互联系中，看到人不能再妄自尊大，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理念，契合了时机，这是他获得崇高声誉的社会背景。正如史怀泽所言，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这是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它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提供新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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