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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亚斯·伦洛特人物介绍

埃利亚斯·伦洛特

埃利亚斯 埃利亚斯的生平经历

埃利亚斯·伦洛特出生于芬兰乌西玛省西部萨玛地区一个贫穷的乡村裁缝家庭,他是芬兰著名民族史诗《卡莱瓦拉》的收集及编纂者,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伦洛特终于把搜集来的民歌,编成一部具有统一情节的史诗《卡莱瓦拉》。

中文名:埃利亚斯·伦洛特

出生地:芬兰乌西玛省西部萨玛地区

职业:诗人

代表作品:《卡莱瓦拉》

埃利亚斯 埃利亚斯的生平经历

人物简介

芬兰民族史诗《卡莱瓦拉》已被各国研究家公认为世界伟大的史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确认它是世界性的民族史诗。这部民族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足可与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波斯史诗《列王纪》和日耳曼史诗《尼伯龙人之歌》相提并论。

早期经历

埃利亚斯·伦洛特出生于芬兰乌西玛省西部萨玛地区一个贫穷的乡村裁缝家庭,他家的庭院坐落在绿阴环抱的小湖岸边,诗人自幼受着这美丽自然风光的陶冶,这赋予他一种特殊的灵感。他聪敏过人,喜欢读书,但因家境贫寒曾几度辍学。后来他到海麦林纳市内一家药店当学徒工,并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攫取知识,终于在一八二二年秋考入土尔库学院学习。他在该院读书期间深得药物学教授托格伦的赏识,任其家庭教师多年。一八三二年他大学药物专业毕业后被派往卡亚瓦地区当药物总管。

但是伦洛特从小对文学颇感兴趣,特别在大学期间,对民间诗歌爱不释手,再加上当时风行的浪漫主义潮流,促使他很快转移了视线,卷入到对民间诗歌的搜集和研究方面来。

他认为应该把前人遗留下来的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并留传后代,因此他从一八二八年就开始采集民间诗歌,一八三三年他就整理出包括十六篇诗歌的《万奈摩宁歌集》,这应该说是史诗《卡莱瓦拉》的雏形。此外,他于一八四_年还编选了抒情歌集《康泰莱女歌手》,内含六百五十首诗歌,内容主要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痛苦的生活及抒发对时世艰难的感叹之情。

诗歌语言朴实,感情真挚,生活气息浓厚。一八四二年他出版了《芬兰民间谚语》,一八四四年发表了《芬兰民间谜语》,一八八_年还编写出《芬兰民间咒语》,他还有语言科研成果《芬兰—瑞典语词典》问世。早在一八五三年,他就晋升为大学芬兰语言学教授。

这部史诗最初发表于一八三五年,包含三十二篇诗,一万二与保卫、艰难者。他家的庭院坐落在绿阴环抱的小湖岸边,诗人自幼受着这美丽自然风光的陶冶,这赋予他一种特殊的灵感。他聪敏过人,埃利亚斯·伦洛特出生于芬兰乌西玛省西部萨玛地区一个贫穷的乡村裁缝家庭,后来他到海麦林纳市内一家药店当学徒工,并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攫取知识,终于在一八二二年秋考入土尔库学院学习书期间深得药物学教授托格伦的赏识,任其家庭教师多年。一八三二年他大学药物专业毕业后被派往卡亚瓦地区当药物总管。但是伦洛特从小对文学颇感兴趣,特别在大学期间,对民间诗歌爱不释手,再加上当时风行的浪漫主义潮流,促使他很快转移了视线,卷入到对民间诗歌的搜集和研究方面来。他认为应该把前人遗留下来的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继承下来并留传后代,因此他从一八二八年就开始采集民间诗歌,一八三三年他就整理出包括十六篇诗歌的《万奈摩宁歌集》,这应该说是史诗《卡莱瓦拉》的雏形。

此外,他于一八四_年还编选了抒情歌集《康泰莱女歌手》,内含六百五十首诗歌,内容主要反映古代劳动人民痛苦的生活及抒发对时世艰难的感叹之情。诗歌语言朴实,感情真挚,生活气息浓厚。一八四二年他出版了《芬兰民间谚语》,一八四四年发表了《芬兰民间谜语》,一八八_年还编写出《芬兰民间咒语》,他还有语言科研成果《芬兰—瑞典语词典》问世。早在一八五三年,他就晋升为大学芬兰语言学教授。

一百多年前,一位身穿农民服装的芬兰学者,身挎陈旧的背包,肩挂猎枪,手中拄着拐杖,纽扣上别着一支笛子,嘴里叼着烟管,旅行在芬俄交界的卡累利亚地区。他就是芬兰著名民族史诗《卡莱瓦拉》的收集及编纂者——埃利亚斯·伦洛特。他深入到劳动人民中间,采集古代民间诗歌,并决心把这些民歌经过加工整理后再介绍给广大人民群众:

我的渴望逼着我,

我的智力催着我,

我得开始我的歌唱,

我得开始我的吟哦,

我要唱民族的歌曲,

我要唱人民的传说。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伦洛特终于把搜集来的民歌,编成一部具有统一情节的史诗《卡莱瓦拉》。这部史诗最初发表于一八三五年,包含三十二篇诗,一万二千零七十八诗行。一八四九年在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又发行了第二版,扩充到五十篇,共有二万二千七百九十五诗行。民族史诗《卡莱瓦拉》的诞生,使芬兰文学跻入世界文学之林,伦洛特因而也成为对芬兰文学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

芬兰文化上升到目前这样高的水平,而且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将经久不衰。目前《卡莱瓦拉》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中国从前也翻译出版过这部史诗,但不是从芬兰文直接译介的,而是从英译本转译的。现在将要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部芬兰民族史诗则是首次从芬兰文直接译成中文的。

古代文化意义的史诗可以涉及多种主题,如神话、传说、宗教、历史、哲理、伦理乃至动物故事等等,但所有史诗中最令人神往的无疑是各民族歌颂他们光荣祖先的丰功伟绩的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以诗行组合了历史和英雄。尽管史诗中的历史是传说时代的历史,涂染着浓厚的神话色彩,闪烁着对远古的回忆与联想,但它把那些要世世代代牢记的教导传给人们;史诗中的英雄是民族的理想化的英雄,他们具备一般勇士的特征,又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是一个民族在草创、开拓、发展进程中各种斗争的胜利者的总称。“九功之德皆可歌。”(《左传·文公七年》)歌颂这些英雄的赫赫威名,赞扬他们的“九功之德”,是民间歌手与文学作者的光荣责任。这些无名的与有名的伟大诗人传唱、记录、整理乃至再创他们民族的英雄史诗,以高昂的基调、庄严的文体、匀称的形式、动人的叙事展示着这个民族文化代码和精神气质的独特性,而这些史诗,在漫长岁月的冲刷中已沉积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

作品鉴赏

民族史诗《卡莱瓦拉》渊源于芬兰古代民间诗歌,只不过在古代民间诗歌中,《卡莱瓦拉》中的几个男主角如万奈摩宁,伊尔玛利宁和勒明盖宁均被赋予迥然不同的特征,他们的英雄业绩在芬兰东部地区的卡累利亚和西部地区的民歌中往往被张冠李戴,相互混淆。万奈摩宁时而以天上的造物主的面目出现,时而以巫师的姿态表演。他是功绩卓著、战无不胜的豪杰,但他不是情场失意、垂头丧气,就是老态龙钟,成为某个水精或少女揶揄的对象。而不论各个时期的歌手如何任意塑造万奈摩宁这个形象,他们在描绘万奈摩宁的特征时都强调了一个“老”字,是一个“无所不知,长生不死”的“神”。

古代民间诗歌中描绘万奈摩宁漂洋过海,险象环生;演奏琴弦,感动鸟兽;盗取宝磨,惊心动魄。在卡累利亚的民歌手佩尔图宁吟唱的《三宝磨》一歌中叙述拉帕莱宁是万奈摩宁的冤家对头,他用弓箭把万奈摩宁射下马,使之坠入海中。万奈摩宁在海上漂泊了六年,终于登上了北国波赫尤拉的海岸,卷入了一场与北国女霸主的严酷斗争。古代民歌《万奈摩宁泛舟抚琴记》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万奈摩宁的经历。万奈摩宁看到其他船友与北国女霸主打完仗后满载而归,而他乘的小船却搁浅在海岸上开始腐烂,“蚯蚓在船底做了窝,鸟雀在船舱筑了巢”,于是便愤愤不平地把小船推下水,与伙伴们一起上船划桨。小船后来触到一条大狗鱼的脊背。

万奈摩宁捕获了狗鱼,用其颚骨制成五弦琴,琴上的钉子是用鱼牙做的,琴弦是用女霸主女儿的头发做的。当“手短指细”的万奈摩宁试弹这把琴时,顿时弹出了美妙动听的音乐,招来了鸟兽鱼虫和水妖林精,他自己也感动得潸然泪下。在古代民歌《万奈摩宁下冥府》中叙述万奈摩宁_过冥河,下到冥府,又化为蛇身钻过网眼,返回人间的故事。古代民歌把伊尔玛利宁描绘成与沃特人的天神因玛利一样的人物,是天国的木匠,是宝磨和五弦琴的制造者。首先取火的是他,第一个盖起打铁作坊的也是他。伊尔玛利宁俨然成了文化英雄和锻冶之神,是希腊神话中的火与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的化身。

在民歌《八宝磨》中描述伊尔玛利宁来到北国波赫尤拉,用天鹅羽毛,大麦粒、细羊毛,不孕母牛的奶和纺锤残片造成宝磨,宝磨曾为波赫尤拉磨出大宗财宝,他想借此讨好北国女霸主,以娶其女儿为妻。勒明盖宁在古诗《勒明盖宁之歌》中被叙述为法力无边,所向披靡。他一念咒,羔羊和松鸡就会乖乖地钻进野兽嘴里。他到火热的瀑布旁一念咒,水上就会出现一支桤木舟,上面还载着一个桤木精。如有必要,他一念咒就可把冰湖移到陆地上来,自己则变成野鸭钻到冰层底下去。在民歌《勒明盖宁之死》中叙述勒明盖宁在赴宴途中遇到鬼怪,后来在宴会上被杀害。其母闻讯后匆忙而至,用耙子在冥河中打捞起尸首,但因浸泡太久,终不能起死回生。

诗歌历史

早在两三千年之前,芬兰民间诗歌就产生了。无名歌手和诗人在各个时期创作的民歌沿袭口授,世代相传,有不少民歌流传至今。它如同一座沟通古今的大桥,贯穿了芬兰民族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它或反映初民的原始观念,或体现农业文化之前的渔猎文化,或描绘中世纪的社会风貌,包罗万象,丰富多彩。芬兰古代民歌不仅记叙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斗争,表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且寄托了他们的永恒希望和理想,还包含着他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千百年来,民歌起到给人民以教益、娱乐、慰藉和鼓舞的重要作用,对芬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芬兰古代民歌习惯上称为卡莱瓦拉体,采用八音节扬抑格,四音步诗行。诗节长短不论,诗节之间没有间隔,不讲究脚韵而注重头韵,文体上多采用以平行的两行诗表达同一个意思,后一诗行的用词与前一诗行的用词保持同义或接近,从而使民歌便于传诵及当众即席演唱。

芬兰古代民歌吟唱起来曲调极为简单,但正式的演唱方式却比较独特。男歌手在演唱民歌时由领唱者和伴唱者两者配合,相对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手拉着手,膝挨着膝,在五弦琴的伴奏下进行,边唱边合着曲调的节拍像拉锯似的前俯后仰。每行诗唱两遍,即领唱者先唱第一遍,唱至诗行末尾时,伴唱者就加入演唱并单独重唱一遍,这时领唱者已想好下一行诗,于是又先唱第一遍,依此类推。女歌手的演唱则由合唱队伴唱。一组女歌手先领唱一行诗,然后合唱队再重唱一遍。人们在民歌中歌颂劳动,又在劳动中哼唱民歌。他们一边用小石板研磨谷物,一边吟唱,放牛、挤奶、捕鱼或出门旅行的时候也有唱民歌的习惯。在举行庆典、婚礼或熊肉宴的场合,更要请超群出众的歌手来唱歌助兴。在芬兰南部因克里等地区,年轻的姑娘们经常三三两两聚集在村中的秋千场上唱歌,到了星期天或节假日晚上则成群结队哼着民歌在村中的大街上悠然漫步。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芬兰文学受民间诗歌的影响远为深刻持久,这主要表现在至二十世纪初还有不少充满智慧,想像力和幽默感的古代民歌完好地在民间口头流传。此外,芬兰在历史上是个弱小国家,但芬兰人民不乏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他们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争取国家的独立进行过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而发扬光大古代民歌传统正是他们当时的主要斗争手段之一。正因为如此,芬兰古代民歌才成为芬兰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同时也为根深叶茂的芬兰文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人物评价

《卡莱瓦拉》是芬兰文学中的里程碑,对芬兰文学艺术和语言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芬兰文学艺术的源泉。同时,它是世界文坛上的一朵奇葩,有别于欧洲其他的英雄史诗。就其思想内容而言,欧洲英雄史诗多是颂扬统治阶级的头面人物帝王将相,而《卡莱瓦拉》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则是出身低微的普通劳动者。就其艺术技巧而论,欧洲英雄史诗展现的多是宏伟巨大的场景和刀光剑影的沙场,而《卡莱瓦拉》多是普通人的劳动场面。这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又赋予人物事件以幻想或神话的成分,从而表现出民间故事和民间诗歌的特有境界。

万奈摩宁始终是这部史诗中的核心人物,人们根据自己的想像并怀着特殊的感情塑造了他的形象。他的诞生和最初的作为被民间诗人镀上了一层神话世界的奇光异彩,但随着史诗故事的展开,他被赋予了越来越重的凡人特征,并且逐渐上升到部族首领的理想高度。“老成持重”的万奈摩宁具有多重个性,他集男子汉大丈夫的诸多特征于一身。他勤劳,样样活儿都会干:植树、伐木、耕耘、播种、狩猎、捕鱼、造船、航海、治病、用桦木制琴等无不娴熟,得心应手。他干事审慎而执着,他远见卓识,循循善诱。他告诫青年人不可当金银财宝的俘虏。他是勇猛的斗士,且足谋多智,在逆境中从不惊慌失措。此外,他还有一颗多愁善感和善良的心,即使在他砍伐森林时也不会忘记留下一株桦树,让歌唱的鸟雀有一个栖身之所。万奈摩宁还有爱美的特性。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能弹拨一手好琴,唱起歌来也令人心醉神迷。最感人的乃是他的爱国热情,当他置身于北国波赫尤拉,常因思念故土而潸然泪下。

总之,民族史诗《卡莱瓦拉》是古代芬兰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它以其夸张的手法,交织着现实和想像,唱出了和平的人民的声音。诗人伦洛特经过长时期搜集和整理,从古代留传下来的众多的口头文学中选择出最优秀的代表作品汇编成册。这部史诗的艺术和精神力量永远形成鼓舞芬兰人民前进的动力。

埃利亚斯的生平经历

聘请一位“小姐”担任家庭女教师,乃为当时的风气,埃利亚斯家也未能免俗。不过父亲经常调换人选,这使得孩提时代的他疲于应付。诺贝特自小身体孱弱,儿科中几乎所有的病症都光顾过他,为此家人没送他去幼稚园,另聘一位男性教师为他进行三年的学前教育。1903年,他进入约翰内斯文理中学的附属小学。该校小学生一律穿校服,戴校帽,用铅笔书写,一般的学校则没有如此的气派,用来写字的是石板石笔。当时德国有三大犹太人聚居的城市,首推柏林,次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名列第三的则是布雷斯劳。约翰内斯文理中学犹太学生特别多,犹太教师也多。犹太教师中有几个是市议员,隶属自由党,这对校风也产生了某种影响。

体质柔弱的埃利亚斯在约翰内斯文理中学如鱼得水,学业名列上等。那时是按成绩排座次的:学习差的座位在前。据其同学回忆,诺贝特总是在后面排排坐,尽管他身材矮小。学校犹太人虽多,但犹太教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几个拉比讲授宗教课,也只是应景而已。埃利亚斯在其回忆中津津乐道的乃是该校的普鲁士人文主义传统对他的影响,几位杰出的教师所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埃利亚斯特别喜欢钻研哲学,在高年级,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哲学兴趣小组,主要阅读以艰深著称的康德的著作,并在阅读速度和理解深度方面展开竞赛。埃利亚斯如此“自讨苦吃”,是因为他早就下定决心要在满布荆棘的文人学者之路上跋涉,有意识地进行一番智力上的磨炼。对哲学的迷醉,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崇敬,对以席勒和歌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的热爱,这一切都为其名山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国的排犹、反犹并非自希特勒始,然而在威廉皇帝治下的德国,犹太人在法律上还是受到保护的,经济上也有着平等竞争的机会。埃利亚斯家道殷实,属于中上层,和那些沿街叫卖、衣衫褴褛、满口葱蒜味的“犹太佬”相距遥远;埃氏一家虽则皈依犹太教,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可他们德国公民的自我感觉更加强烈。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偶尔发生的仇犹事件,并没有使他们受到真正的伤害;在他们看来,这仅仅是没有教养者的幼稚行为,不值得跟其一般见识。正如埃利亚斯在其生平漫笔中所写的,他们过的是一种“人身、经济和文化受到保障的生活”。康德的理性批判精神,歌德的世界公民的胸襟,都为犹太人融合整合于德意志社会开启了方便之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鼓擂响之后,德国犹太人也纷纷走向战场,为德意志帝国流血牺牲,不少人战功卓著,受到应有的表彰。直至1938年,埃利亚斯的父母还没有从其德国梦中警醒过来。那年他们去伦敦探望流亡的儿子诺贝特,后者劝他们留在伦敦。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双亲还是要返回德国,父亲的理由是:他的所作所为光明正大,从没有什么不义之举;自认为是在一个法制国家中过了大半生,分享了它繁荣的成果,致使自己达到了小康。可是他错了,为此付出了惨重得无以复加的代价。

中学毕业后,早已决心走“homme de lettres”(文人,学者)之路的埃利亚斯于1915年6月进了布雷斯劳大学,所学专业为哲学和日耳曼学。可是一注册,他便像所有其他同学一样报名参军。他成了通信兵,被派往东线,在夏季战役中所在部队损失惨重。由于体格不强,他在战场上曾虚脱过一次,继而便被遣返回家。他不再适于野战,于是便当了布雷斯劳驻军的卫生兵。服役的同时,他开始学医,直至1919年4月才和军队彻底脱钩。

他的绝大部分同学都血洒“光荣的战场”,对战争的残酷埃利亚斯曾有如下的描述:“污秽,泥浆,鲜血,垂死的马匹,垂死的战友,密集的炮火;我还能回忆起向前线一步步推进的场面:隆隆的炮声日夜不停,我们看到开炮时的闪光。我身旁的战友吹起了口琴,大家唱道:‘我曾有一个战友……’”体弱的他,身心无损地从战争中走出来,这近乎一个奇迹。不惟如此,经过“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炼,经过战火的洗礼,他反而更加坚强了。在战争环境下他培养出一种自律的能力,使自己的身心很快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无疑有助于他度过那漫长的流亡岁月,有助于他进行长期的、默默无闻的学术研究工作。

学医是父亲的意旨,后者中学毕业后曾想攻读医科,可他无钱读下去,于是便将当个济世活人的医生的理想寄托于儿子身上。埃利亚斯不愿放弃他心爱的哲学,学医的同时又兼学哲学,在其通过了医学基础科目考试之后,便逐步放弃医学而专注于哲学。可是临床前的医学基础和解剖学的学习,由此所获取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其以后的事业带来莫大的裨益。在其《生平漫笔》中他曾写道:他对人在笑和微笑时的面部肌肉的运动了如指掌,并和类人猿进行了比较。人类笑肌的复杂多样使面部表情的丰富与动物面部表情的呆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引发他得出这样的认识:人类的感情不仅仅是某些面部肌肉运动的原因,感情和表情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码事,自我的存在和他人是无法分开的。只是在文明的进程中感情和表情才人为地分了家。埃利亚斯甚至怀疑,如若没有医学知识,他能否构建起他的有关西方人心理发生的理论。

在布雷斯劳他师从新康德主义者理查德·霍尼希斯瓦尔德(Richard H?nigswald, 1875—1947)。为扩大眼界,1919年夏季学期他就读于海德堡大学,听过他心仪已久的贡道尔夫(Friedrich Gungdolf, 1880—1931)的课,后者是歌德专家,同时也是诗人,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11年后,年轻的冯至来到海德堡,也对贡道尔夫的道德文章大加赞扬。埃利亚斯还参加了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讨论班,雅氏建议他就文明文学家为题作个主要发言。所谓“文明文学家”原是托马斯·曼用来讽刺包括其兄长亨利希·曼在内的左派作家的,在这里文明是作为文化的对立面出现的。在托马斯·曼看来,文化是自然的、真实的,因而也是德意志的;而文明则是异邦的,没有魂灵的,分裂的。

迄今为止,埃利亚斯很少过问政治,其父母亲眷的圈子也都远离政治。在战时的1918年他曾因其口才出众被战友选进了士兵委员会,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对政治敬而远之的态度。面对这一政治化的题目,他避开现实,而是从历史根源上来阐发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

1920年夏季学期他又就读于弗赖堡,目的是要参加在弗赖堡大学任教的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歌德讨论班。由于布雷斯劳大学的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的预先警告,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抱着批判的态度。介绍他来见胡塞尔的曾是胡氏的学生和助教艾蒂特·施坦因女士。她在推荐信中写道:“而今有个青年到弗赖堡去,为的是听您的课,我曾答应他将其介绍给您,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了。他叫诺贝特·埃利亚斯。主科或副科是医学,在霍尼希斯瓦尔德那里进行哲学训练,不过我劝导他:暂时收起他的批判主义,以便对现象学有所了解。”艾蒂特是个极为虔诚的天主**,后被纳粹残害于集中营。保罗教皇在1987年访问德国时,曾对她加以表彰。???

在其撰写哲学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埃利亚斯的解剖心理学的观点和导师的观点发生了冲突,实际上是和新康德主义发生了冲突。新康德主义流行于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后分为两派:马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他们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但又指责康德唯心得还不够彻底;他们否认康德“自在之物”唯物主义的意义,将其说成是一种“极限概念”,它所表明的乃是认识的极限,而并非实在之物,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埃利亚斯的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既不属于马堡学派,也不属于弗赖堡学派,甚至提出了“具体主观性”和“事实认识”的立论,但骨子里还是新康德主义。埃利亚斯在其博士论文《观念和个体》中表达了他从解剖心理学角度出发所得出的认识,这和哲学唯心主义有所背离;他强调大脑运作的方式,这也和新康德主义者所称的先验就有的作为观念领域的人的“精神世界”无法合拍。埃利亚斯认为:先验的一切无法符合事实,“我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康德所说的超越时间和超越经验的一切,是一种有着因果关系的表象,这种有着时间性或自然和道德法则的表象和其相应的话语被他人习得才能保留于个人的意识之中。这些概念(或表象)是一种知识财富,因而也属于一个人的经验宝藏。”在这里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先验论。导师无法接受他这位博士生的观点,并指出“生物学并非万能”,要求他进行根本性的修改。那时师徒如同父子,不进行修改,论文就无法通过;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又有违自己的本意。面临这两难处境,他进行了“小修小补”,致使导师满意,而他的基本观点也得以保留。1922年他通过了如下学科的口试: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化学,192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埃利亚斯的博士论文充满着哲学术语和抽象的论证,但特别重视事物发生的先后次序;在该文中埃利亚斯就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先前的国家形式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式;先前的经济形式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式;先前的知识形态如何发展成后来的形态;先前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如何发展成今天的形式,这也透露出他日后研究的信息。

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不媚俗、不欺世,明知自己的观点不合时宜,也大胆地发表出来;面对对自己未来有决定性影响的权威也能坚持原则,但又会在枝节问题上进行某种妥协,表现出适度的灵活性,这是一种忠实于学术的可贵的品质。在此后的数十年之久,埃利亚斯不为世人所理解,在学术界一直处于边缘人的地位,可他无怨无悔,不改其孜孜以求的乐趣。

20世纪初,有个名为菲舍尔的德国人组织了一个候鸟协会,奖励青年徒步旅行,一时间满山遍野闪动着青年人的身影,传出阵阵歌声,这使人想起我们曾经有过的“拉练”。不过这种协会排斥犹太人参加,犹太人不甘寂寞,也组织起一个蓝白协会来与之唱对台戏,不仅进行“拉练”,也进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据同时代的人回忆,埃利亚斯参加了布雷斯劳蓝白协会,并且是其中的重要头头,不过他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是争论的话题。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于1921年7月在该协会的《蓝白杂志》上发表过题名为《在自然中观察》的文章。该文完全没有涉及这一刊物最为关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而是概述了他的学术观点,显现出他以后学术研究的方向和轨迹,是其从哲学家向人学家转变的第一篇文献。这里所说的“人学”,并非“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人学”,而是直接研究人的科学,它包括以下诸学科:历史、心理学、心理分析、人种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埃利亚斯就是试图将这些学科熔为一炉,来创立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他认为,人面对世界并非一个封闭的个体,而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属于这个世界。他不承认先验的东西,一切的理论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如果说他在以前的思考中还有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而现在则是开始朝着经验和实践的方向转变。经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评价客观事物的科学的尺度。

《在自然中观察》一文不仅表明了埃利亚斯的科学态度,也显现出他的远大目光,开阔胸襟,承前启后、一往无前、将学术研究进行到底的志向。他在该文中引用一句拉丁成语,以为其一生的座右铭:“lapadia echontes diadosusin allelois”,用中文来说就是火把接力的意思,也可说是薪尽火传。前薪虽尽,后薪以续,前后相继,学术之火,永不熄灭。他对其博士导师霍尼希斯瓦尔德满怀感激之情,他也从导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1966年之后,在其获取阿多诺学术奖金之后的一次答谢演讲中他曾这样说:“人学以及其他的学术工作都是一种火炬接力:从上一代接过火炬,前进一程,又将其传到下一代的手中,代代相传,学术的火炬永远照耀着人们前进。前一代为后一代创造了超过自己的前提。” 1922年进行了博士考试之后,他再也不能指望得到父母经济上的支持,因为大萧条也使他们自身难保:难以想象的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使得父亲的退休金萎缩得微不足道。于是他不得不设法自己养活自己。一家生产炉盖和阀门盖的工厂需要一位高学历的年轻人,最好是博士。经人推荐,埃利亚斯前往应聘,结果他便成了这家拥有800多员工的中型企业的销售部主任。于是他经常出差到北欧诸国,开展其营销活动。为此他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他也观察到了经济危机中的工人那令人触目惊心的穷困。他也了解到工厂主之所以孜孜为利,也并非只是为了赚钱,为了竞争所带来的乐趣,而是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使然。埃利亚斯迄今为止主要是栖身于学校的围墙、学术的象牙之塔之内,士兵的经历打开了通向社会的一条门径,而这次的“学商”则使大门洞开,对其以后的学术生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文明的进程》的许多观点就是源于这次的营销经历。

销售部主任是个令人眼馋的职位:薪给优厚,又能经常到国外出差,他本可以衣食无忧、开开心心地干一辈子,可这样的生活非其所愿。他锁定要在大学里发展,教学科研才是其所爱。他自信能做一个好老师,为人授业解惑,在同学中他享有这样的声誉:复杂的事物能以简单的话语表达。1924年他离开了工厂,来到了阔别五年的海德堡。这期间,父母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也可供他们惟一爱子的不时之需。在这里还需提一件事:埃利亚斯是个珍惜时间的人,在工作之余,在旅途中,他将一些希腊的故事和笑话加以翻译改写,后来竟在柏林画报上发表,并得到稿酬。这使得他坚信,笔耕也能使他维持生活。

童年和青年时代过去了,在海德堡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埃利亚斯阿什莫尔是谁

Elias Ashmole(1617–1692), English antiquary and politician, Warrington Lodge, Lancashire

埃利亚斯阿什莫尔(1617至1692年),英国古董商和政治家,沃灵顿会所,兰开夏郡

埃利亚斯·阿什莫尔,1617年5月23日出生于英国的利奇菲尔德。中学毕业后,他就被送往伦敦攻读法学。成年后,曾担任过法庭辨护士、国产税局审计官、温莎纹章官等职。他一生兴趣广泛,博学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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