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塔西的问题，以及和塔西陀的生平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塔西陀的生平
塔西佗生于公元56年或57年，出生于外省一个罗马骑士家庭，可能是意大利北部或西班牙，在有些信件中他的名字叫斯道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另一些作品中叫盖伊乌斯，但在他主要的作品中都叫作普布利乌斯。（还有的学者认为他叫撒克斯佗斯，但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
从他在政界被提升的经历看，他的家族可能属于索尔奈利乌斯家族的旁支，但所有索尔奈利乌斯家族的人都没有姓塔西佗的，古老的家族在罗马共和国的争战中基本都被消灭了，塔西佗认为自己的家族属于和弗莱维尼斯王朝的皇帝们同一血统，他的家族是否为自由人的后代还很成问题，因为许多罗马元老和骑士都并不是自由人的后代。
他的父亲可能是索尔奈利乌斯·塔西佗，这位塔西佗曾经是日耳曼尼亚的地方官，他的一个儿子曾经被老普林尼引用作为生长和成熟迅速，过早死亡的畸形的例子。这个儿子当然不会是历史学家塔西佗，但塔西佗很可能是他的兄弟或侄子。由于塔西佗和小普林尼之间的友谊，说明这两个家族可能地位比较相当，都是外省比较富裕的家庭。
塔西佗家族的具体来源不太清楚，塔西佗和来自高卢西南的纳尔榜南西斯省的执政官格奈乌斯尤利乌斯·阿格里科拉的女儿结婚，这意味着他的家族可能也是来自纳尔榜南西斯省。塔西佗的作品《对话集》是注明“献给法比乌斯·尤斯佗斯”的，而法比乌斯·尤斯佗斯是来自西班牙的，这意味着塔西佗可能和西班牙也有关系。他和来自意大利北部普林尼家族的密切关系，说明他也有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可能。所有这些信息都并不能确切说明塔西佗的出生地。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普林尼家族的朋友们熟悉塔西佗，普林尼的书信中也没有任何说明他们来自同一省的蛛丝马迹。但有一封信明确地说有人问塔西佗是意大利人还是外省人，还同时问他是塔西佗还是普林尼，但回答是含混的，既然普林尼是意大利人，塔西佗很可能是外省人，非常可能是纳尔榜南西斯省人。
塔西佗善于雄辩，并且同情对抗罗马法律的蛮族人，再加上他的出生地，也很有可能塔西佗是凯尔特人的后代，凯尔特人在罗马人到来之前一直占据着高卢，并以善于雄辩而闻名。
塔西佗年轻时为了将来从事政治或法律事业，曾在罗马学习修辞学，和普林尼一样可能是师从著名的修辞学家昆体良。在公元77年或78年，他和朱利娅·阿格里科拉结婚，他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记载，只是可能他喜好游猎和户外活动。他从事政治生涯可能是在弗莱维尼斯王朝第一个皇帝维斯佩申时代开始，成为元老；到了泰特斯皇帝时代大约在公元81年或82年他成为财政官；此后在政界他一路顺风，公元88年成为行政长官，同时是一个负责预言书和世俗运动会的类似教士团组织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一个出名的律师和雄辩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公开演说才能和他的姓很不相称，“塔西佗”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静默”。
从大约公元89年到93年，他在外省工作，也许是指挥一个罗马军团，也许是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不过这些年的工作很令他反感，并使他产生强烈的反对独裁暴君的情绪，这些情绪一直贯穿在他的著作中。在公元97年，皇帝纳夫在位期间，他被选为执政官。在此期间，由于他在拒绝担任皇帝的前日耳曼总督维基尼乌斯·鲁富斯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他作为演说家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第二年，他写作了《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后来他就从政坛中消失了一段时间，直到公元100年，皇帝图拉真在位期间，他和小普林尼一起揭发非洲总督马里乌斯·普里斯库斯腐化，普里斯库斯被证实有罪，几天后普林尼写到塔西佗“运用了他全部的雄辩才能”。
在后来他脱离政坛的一段时间内，他写了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历史》和《编年史》。根据在土耳其发现的碑文记载，公元112年或113年，他担任了罗马帝国亚细亚省总督。《编年史》中记载公元116年他的生命“到此结束”，但可能他到125年才去世。他是否有孩子是一个未知数。《奥古斯都历史》记载后来275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尔库斯·索尔奈利乌斯·塔西佗是他的后代，但《奥古斯都历史》一书中有许多虚假的地方，因此可能不是真的。
塔西陀的著作
目前塔西佗只有5部作品的大部分片段存留下来，成书年代只是估计：
《阿格里科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对话集》（Dialogus de Oratoribus）《历史》（Historiae）《编年史》（Ab excessu divi Augusti）《历史》只留存下五卷，第五卷只保留下26章，全书可能有12卷或14卷。保留下来的部分从公元69年选举皇帝加尔巴去世开始，到70年，第五部有一部分写到犹太人起义，是当时罗马人如何看待犹太人的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这部书可能应该写到96年9月18日弗莱维尼斯王朝结束。
《编年史》是塔西佗最后的作品，从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写起，可能应该到68年6月尼禄去世，和《历史》衔接上，应该有16卷，但目前第7到第10卷已经不存在，第5、6、11、16各卷也有缺失。第16卷只保存到66年，后半卷缺失。奥古斯都以前的历史是否塔西佗另有专著也不得而知。
《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人种学的著作，描述了罗马帝国以外的日耳曼民族的情况，开始27章他们一般的法律、风俗、地理情况，接下来从最接近罗马帝国的部落起，分部落介绍到波罗的海沿岸。他特别描述了日耳曼部落的淳朴道德和原始的陋习。
《阿格里科拉传》（大陆译作《阿古利可拉传》）写的是他岳父的一生，由于阿格里科拉曾担任过不列颠总督，这部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古代不列颠民族。和《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样，他利用这些原始人的淳朴反衬罗马人的贪婪和腐化，雄辩地反对罗马的贪得无厌。
《对话集》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并不太清楚，可能是在《阿格里科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以后，而且一直是和上两部书装订在一起的，但这部书是否是塔西佗写的还有一定的疑问，和塔西佗其他的书风格不太一致。这部书是“献给法比乌斯·尤斯佗斯”的，由此可以推算出出版日期，但无法确定写作日期。
塔西陀效应的人物思想
=重视历史的教育垂训功能=
但是他与李维一样，并没有强调历史研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功用(即为治国方略提供借鉴)，而主要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强调历史著作的立意应当有所褒贬、以此来促进个人和公共道德水平的提高。他明确地写道：我认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讲究历史学对于后世的垂训教育意义，注重历史的经世致用，这是古今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延续不断的传统。在继承和发展这个传统的历史长河中，塔西佗的著作和思想是汇成这条大河的重要支流，尤其他以道德家的尺度来衡量历史的做法，对后来的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塔西佗是想通过对罗马帝国建立以来的专制统治及其造成的恶果的揭露和批判，来引起人们的深思，希望人
们从他的著作中明辨善恶、择善而从。
从塔西佗的经历来看，他实际上是个专制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按照一般的常理，他应该对前朝的统治者感恩戴德才是，至少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也不能对前朝的统治持否定、批判的态度。然而，在政治倾向上，塔西佗却是留恋共和制、反对帝制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历代帝王的**与残暴，亲身经历了在专制统治下人格被严重扭曲、心灵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痛苦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在起作用。
他认为：共和制度下的罗马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因此他们忠勇爱国、崇尚道义，罗马才得以发展壮大；而到了帝制时期，专制统治日益加强，公民的自由受到压抑，因此人们变得唯唯诺诺、因循苟且，昔日罗马的立国精神逐渐亡丧、世风日下。他追慕罗马历史上那些建立功勋的英雄人物，痛恨那些专制君主以及宫中一群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佞臣。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无情地揭露了专制政体的罪恶，谴责了专制君主的专断、昏庸和残暴，揭露了宫廷阴谋的卑鄙和**；也揭露了元老院的元老们在帝王面前摇尾乞怜、百般谄媚、极尽虚伪吹捧之能事、以求在专制统治机构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卑怯行为；同时他还论述了帝制所导致的社会
风气衰败的具体表现和过程。
塔西佗的著作所记载的内容，绝大多数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事情，即当代史。这也是由他的著史目的-发挥史学的道德垂训功能所决定的。他认为：当代史是对照现实的一面最好的镜子，了解它，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行预见未来；同时，对于当代所发生的事情，人们往往还都记忆犹新，因而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也就便于更好地发挥史学启迪后人的功用。
=写作技巧高超文字风格独特=
尤其在《历史》和《编年史》中，集中地体现了他那含蓄凝炼、灵活多变的文风：词汇丰富而雅驯，文笔多变而不繁，语言精炼、结构紧凑，文约事丰、言简意远。有些短语和警句犹如格言，启人心智，被后人广泛传诵。
塔西佗很擅长塑造个性人物，他笔下所描绘的历史人物无不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把帝国初期的几个君主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人读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到提比略的阴郁、克劳狄的懦弱、尼禄的荒诞、加尔巴的昏庸。塔西佗的这种描述效果，甚至打动了以文笔优美而著称的近代英国史学家麦考莱，他的评价是：“在刻画人物性格这方面，塔西佗是古今无所匹敌的”。
另外，塔西佗在描述历史人物的形象时，还特别注重对历
史人物的个人心理动机进行猜测和描写。他在记述了必要的事实之后，往往都要附上自己的看法和解释，做种种心理分析。他似乎并不热衷于去抽象地揭示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主要原因，而比较热衷于揣摩历史人物的心理动机，并对其进行细致的描写。
在塔西佗的时代，由修昔底德所开创的、在历史著作中穿插大段演说辞的做法，已经成为希腊罗马史学的传统，演说辞已经成为历史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中，也有大量的长篇演说辞。它们既是一篇篇的艺术作品，又与整体叙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演说人(往往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之口，表达了塔西佗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
=反对暴君统治怀念共和制度=
他的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怀念共和制度的人对专制制度蓄之已久的愤怒情绪。这种著述动机和著述内容，使得塔西佗在著述过程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强烈的个人爱憎。《历史》和《编年史》这2部历史著作，就是在这种憎爱分明的对比之中展开的：书中既充满了作者对战争、内讧、陷害、背叛、贿赂等社会恶习的厌恶，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忠诚、友爱、坚贞、勇敢等崇高道德规范的赞扬。
在塔西佗的笔下，罗马帝国上层统治者们
的**和丑恶、人君大臣们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伪善面目，都遭到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就塔西佗揭露批判暴君专制的深刻程度而言，在西方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少有来者的。普希金曾把塔西佗的著作称作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把塔西佗当作反对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楷模，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塔西佗的著作倍受推崇。
然而，如果按照塔西佗自己提出的所谓去除爱憎之情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这种感情洋溢的现象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塔西佗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那超越情感、追求纯粹客观的理念相比，他对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的憎恶始终占据着上风。这是因为：他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所遭受到的心理压抑和痛苦太深、太重了，以致于他难以超脱情感的驱动、使得他陷入情感的波澜之中却不能自知和自拔。
在塔西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认识与实践、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充分说明了人的情感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反映出客观主义治史原则在实践上的难度。即使历史学家本身有绝对真诚的客观中立的主观愿望，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总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受到情感的干扰，甚至沦为情感的奴隶。人，毕竟是理性与情感合二而一的动物，
情感不可能被理性完全排斥。尽管如此，塔西佗提出来的客观主义治史原则，仍不失为一切严肃正直的历史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
从塔西佗的传世作品来看，其中虽然有关于日耳曼人、不列颠人、犹太人、埃及人等的记载，但是总的说来，他不像希罗多德和波里比厄那样具有广阔的视野、具有“世界”的概念。他记述的中心是战争、叛乱、政变、**等等。
另外，塔西佗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容和动力。在他看来，个人的因素始终主宰着历史的发展，统治者的开明与否、军队的强大与否，始终决定着帝国的局势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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