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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森人物简介
戴维森，1881年10月22日诞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布鲁明顿，早年在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凭借出色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并于1902年9月进入该校，师从物理学家密立根。在大学期间，戴维森因经济困难，一边教物理维持生计，一边刻苦攻读，他的学术表现极为优异，深受密立根赏识。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他有幸接触到电子物理学领域的专家里查森，他们的影响对戴维森的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戴维森有点口吃，但这并未阻碍他的教学，然而他发现自己的教学效果不佳，于是决定转行。1917年，他离开大学教育，加入了西部电气公司的工程部（现名贝尔电话实验室），投身于科学研究。在这里，他专注于两个关键领域：热电子发射和二次电子发射的研究。1921年，他与助手康斯曼在一项实验中意外地发现，镍靶反射时，部分“二次电子”具有与一次电子相同的能量，他们试图用原子核对电子的静电作用力来解释这一现象，但未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衍射效应。
扩展资料
戴维森（1881年（辛巳年）-1958年），美国物理学家。193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戴维森的历史再现
戴维森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继续这项研究，设计和安装了新的仪器设备，并用不同的金属材料作靶子。工作虽然没有多大进展，但却为以后的工作作了技术准备。1925年，戴维森和他的助手革末（L.H.Germer，比戴维森小15岁）又开始了电子束的轰击实验。一次偶然的事件使他们的工作获得了戏剧性的进展。有一天，正当革末给管子加热、去气，用于吸附残余气体分子的炭阱瓶突然破裂了，空气冲进了真空系统，致使处于高温的镍靶严重氧化。过去这种事情也发生过，整个管子只好报废。这次戴维森决定采取修复的办法，在真空和氢气中加热、给阴极去气。经过两个月的折腾，又重新开始了正式试验。在这中间，奇迹出现了。 1925年5月初，结果还和1921年所得差不多，可是5月中曲线发生特殊变化，出现了好几处尖锐的峰值。他们立即采取措施，将管子切开，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经公司一位显微镜专家的帮助，发现镍靶在修复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原来磨得极光的镍表面，现在看来构成了一排大约十块明显的结晶面。他们断定散射曲线的原因就在于原子重新排列成晶体阵列。
这一结论促使戴维森和革末修改他们的实验计划。既然小的晶面排列很乱，无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们就作了一块大的单晶镍，并切取一特定方向来做实验。他们事前并不熟悉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前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准备好新的镍靶和管子。有趣的是，他们为熟悉晶体结构做了很多X衍射实验，拍摄了很多X衍射照片，可就是没有将X衍射和他们正从事的电子衍射联系起来。他们设计了很精巧的实验装置，镍靶可沿入射束的轴线转360°，电子散射后的收集器也可以取不同角度，显然他们的目标已从探索原子结构，转向探索晶体结构。1926年他们继续做电子散射实验，然而结果并不理想，并没有马上重获偶然事件之后的那种曲线。
1926年夏，戴维森陪伴他的夫人（里查森之妹）回英国探亲，戴维森这时正为自己未获成功的实验踌躇，就随身带着新近得到的实验结果，希望他的姻兄能给他一些启示。
这时正值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开会。戴维森随里查森参加了会议。在1926年8月10日的会议上，他听到了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玻恩（M.Born）讲到，戴维森和康斯曼从金属表面反射的实验有可能是德布罗意波动理论所预言的电子衍射的证据。会议之后，戴维森与里查森找到玻恩和其他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让他们看新近得到的单晶曲线，并且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回美国的航程中，戴维森把所有时间用来阅读薛定谔的著作。显然他从牛津的讨论中有所启示，也许从这里可以找到解释。
戴维森回到纽约后，立即和革末一起研究薛定谔的论文，但是计算结果跟实验所得结果相差甚远。于是，他们索性放弃原来的实验，投入到一项进行全面研究的计划中去。这时，他们已经完全由“不自觉”的状态转到“自觉”地寻找电子波的实验证据中来了。
1926年12月，全面的研究开始了。经过2～3个月的紧张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整理后发表于1927年12月“物理评论”上，论文系统地叙述了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
戴维森与革末的实验装置极其精巧（图37－1）。整套装置仅长12 cm、高5 cm，密封在玻璃泡里，经反复烘烤与去气，真空度达10-6Pa。散射电子用一双层的法拉第桶（即所谓电子收集器）收集，送到电流计测量。收集器内外两层之间用石英绝缘，加有反向电压，以阻止经过非弹性碰撞的电子进入收集器；收集器可沿轨道转动，使散射角在20°～90°的范围内改变。
仔细制备的样品是从晶体生长的单晶镍切割下来的，经过研磨、腐蚀，取（111）面正对电子束，这是由于镍是面心型晶体，（111）面是这类晶体点阵最为密集的方向。晶体安装在沿入射束方向的轴上，可以随意改变方位。散射电流取决于四个因素：轰击电流、方位、散射角和轰击电压。已知散射电流与轰击电流之间有简单的正比关系，实验主要考察散射电流跟后面三项的关系。他们做了大量的测试工作。他们综合几十组曲线，肯定这是电子束打到镍晶体发生的衍射现象。于是，他们进一步作定量比较。然而，不同加速电压下，电子束的最大值所在的散射角，总与德布罗意公式计算的结果相差一些。他们发现，如果用理论值乘0.7，与电子衍射角基本相符。文章发表不久，依卡特（Eckart）指出，这是电子在晶体中的折射率不同所致。
戴维森继续试验，发现随着轰击电压增加，偏差越来越小。根据戴维森的数据，贝特（Bethe）推算出金属表面存在内电势（镍约有15 V）。这样，戴维森就全面证实了电子波的存在。
如果说，戴维森是从偶然的发现中抓住了新的事物，针对解释不了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艰苦的研究，从而发现和证实电子衍射现象的，那么，G.P.汤姆孙则是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个主题，比较顺利地达到了预定目标。
1922年，30岁的G.P.汤姆孙成为阿伯登（Aberdeen）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在那里，他继续做他父亲一直从事的正射线的研究工作，所用实验装置主要是真空设备和电子枪。1924年德布罗意第一篇关于物质波的论文在《哲学杂志》上发表时，他就对之深为欣赏，并于1925年也向《哲学杂志》投稿，讨论德布罗意的理论。1926年8月英国科学促进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他也想到正射线有可能产生衍射效应。有一天，他到卡文迪什实验室，看到氦对电子的散射，当时误以为这就是电子衍射。G.P.汤姆孙回到阿伯登，就安排一位研究生雷德（A.Reid）用赛璐珞薄膜做这个课题。他们做这项工作很容易，因为他们的正射线散射实验已经做了好几年，只要将感应圈的极性反接，雷德立即得到了边缘模糊的晕圈照片。于是，G.P.汤姆孙和雷德的短讯发表于《自然》杂志1927年6月18日刊上，仅次于戴维森两个月。为了说明观察到的现象正是电子衍射，而不是由于高速电子碰撞产生的X射线衍射，G.P.汤姆孙用磁场将电子束偏向一方，发现整个图像平移，保留原来的花样。由此肯定是带电粒子的射线，而不是X射线。接着，G.P.汤姆孙和他的同事对高速电子衍射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装置原理如图37－2），靶子材料改用铝、金、铂等金属材料。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掌握真空溅射和镀膜技术，要制备厚度只有10-6cm的薄膜是非常困难的。G.P.汤姆孙在他的正式论文中宣布：他得到的电子衍射图形与X射线“粉末法”所得图形非常相似。这些图形的大小与德布罗意波动力学理论预计的结果在5%的范围内相符。
后来，戴维森和G.P.汤姆孙的电子衍射实验分别发展成为低能电子衍射技术（LEED）和反射式高能电子衍射技术（RHEED），在表面物理学中有广泛应用。
1929年——1930年冬，汤姆孙作为“非常任”讲师访问了纽约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1930年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教授，一直任职到1952年，此后担任剑桥神学院院长，1962年退休。
在帝国学院期间，G.P.汤姆孙对核物理发生了兴趣。当1939年初宣布重核裂变的发现时，他注意到了这个发现在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应用的可能性，就建议英国空军部购买一吨氧化铀来作实验。战争爆发时，这些实验尚未完成。此时G.P.汤姆孙回到皇家航空研究院从事一系列军事课题的研究，包括磁性水雷的研究。一年以后，他担任了为研制原子弹而成立的国家委员会主席。1941年该委员会报告说制造原子弹是可能的，G.P.汤姆孙被授权向美国科学家通报了这一成果。
第二年，G.P.汤姆孙在渥太华任科学联络处的官员，同美国原子弹计划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返回英国后，被委任为无线电广播协会副主席，后来又担任空军部的科学顾问。战后他回到帝国学院工作，1946年初开始对氘产生核动力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在帝国学院，在维尔（Ware）博士指导下开始了这方面的一些实验，G.P.汤姆孙的研究是理论性的。后来因保密的需要，这项研究转交给奥尔德马斯顿联合电子工业研究实验室，G.P.汤姆孙继续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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